药品“降价死”如何才能“不治而愈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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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日，在广州召开的第5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上，美国麻省卫生福利部研究员蔡江南说，现在中国的医改多是短期并且是单打一的措施。他举了药价贵的例子：发改委降药价，已经降了20-30次了，简单的降价，但是没有系统配套的措施是不行的。现在一味降药价的结果就是，便宜的药死掉了，大量的药改头换面变成“新药”更贵了。这与政策制定的目的是相反的（11月27日南方都市报）

“药品降价死”不是新问题，早在几年前就有药品降价就消失的范例。但在笔者看来，要想杜绝这种“久治不愈”的现象，根子还在真正实施“医药分离”。

首先，“药品降价死”再证药品价格在医院经营中的核心地位。由于我国推行的是医药一体化的体制，国家对医院的财政投入不多，而医院要体现自身的公益性质，维持日常的正常运转，就要通过经营药品来获得额外的利益，补充自身经费的不足，这就是当下广遭诟病的“以药养医”。现在，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要求药品降价，医院当然不敢违抗。但是如果认真执行降价政策，就意味着收入的减少，医院自身利益的损失；而不执行政策，则可能会导致罚款等处理。于是，“惹不起可总躲得起”，只好让“药品降价死”。

其次，“药品降价死”也折射医药行政的无奈。其实，由于药品的特殊性，导致价格管理难以透明。前几年，对于一些药品的国家最高限价远远高于市场零售价的怪现象，就有药厂的知情人士披露说，那些物价、卫生等部门，因为根本不了解药品的成本构成，不管是采取听证也好，审批也罢，确定药品的最终价格，还是靠药厂自己说了算。

再次，“药品降价死”呼唤医药分开。事实上，药品暴利的关键在利益，利益的源头在医院，而要真正切断这条“利益链”，最终还在于实行“医药分离”。一方面让医院不再经营药房，确保医院和医生不是为了获利而开药。另一方面，政府通过加大对医院的财政拨付，彻底改变“以药养医”的收入结构。当医院不再为扩大利益而用药的时候，药品的暴利自然无从产生，“药品降价死”也就不治而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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